近年来，我国仁人志士相继提出“制生权”“制脑权”“制智权”等生物制权理论和以强生、仿生、防生、创生、再生为核心的“五生工程”[1-4]，对国防生物科技的地位和作用鼓与呼，对以国防生物科技为先导的生物化军事革命进行战略研判。国防生物科技一词提出已有一段时间，但什么是国防生物科技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对国防生物科技的内涵与外延还存在许多模糊认识，国防生物科技研究的主体和发展策略亟待明确和统一。

1 界定国防生物科技概念面临的问题

界定国防生物科技的概念，既要直面和澄清对生物科技的模糊认识，又要考虑国防生物科技外延动态发展变化的特点。

1.1 国防生物科技研究主体错位

目前，提出、研究和倡导国防生物科技的绝大多数是军事医学研究人员，他们高瞻远瞩，看到了生物科技在国防领域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大力呼吁和倡导国防生物科技，这是有利于国防生物科技发展的，但也有不正确的认识，部分军事医学领域的倡导者将国防生物科技的发展和应用视为已任，并试图将国防生物科技发展作为军事医学研究机构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和目标，偏离了军事医学研究的任务和方向，亟须指出和纠正。

军事医学是研究在军事活动中鉴定、保护、恢复和促进军队成员健康的理论、技术和组织方法的特种医学，是医学与军事学的交叉学科[5]。其中与生物科技关系密切的是生物武器的医学防护、生物医药。国防生物科技则是以战斗力生成和提升为目的，能催生新型作战空间、作战理论、作战力量、武器装备。所以，军事医学中应用生物学原理及技术、手段、材料开展生物武器防御、人体效能增强、意识干预研究及应用的内容属于国防生物科技范畴，其他主要用于伤病防治的普通生物医学技术不应纳入国防生物科技范畴。

军事医学研究人员掌握基本的生物学知识和技术，可以为国防生物科技发展提供基础的科技支撑。但是，生物医学只是生物学的一部分，并不能涵盖全部生物学。此外，军事医学毕竟是以伤病救治、健康维护和能力促进为基本任务、以军人健康和伤病为研究对象的，军事医学研究不能将国防生物科技发展中与军人健康和伤病无关的内容纳入研究对象和范围。国防生物科技很重要，军事医学研究人员可以呼吁和倡导，但不应该将国防生物科技发展全部视为己任，否则就会导致军事医学发展偏航。道理极其浅显：军事医学应该以研究治病救人为天职，而不能以研究作战为工作重点。

1.2 对生物科技的认识存在误区

界定国防生物科技的概念，难点和重点不是哪些生物科技能在国防领域应用，而是目前对生物科技的认识产生了较大分歧，存在将生物科技概念泛化和滥用的现象，将凡是与人、脑、生物相关的科技，甚至只要出现“生”“智”的字眼，如仿生、人工智能等，均纳入生物科技，无限制地扩大了生物科技的范畴，夸大了生物科技的作用，不利于聚焦未来国防生物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也突破了对生物技术的常规认知[6]。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2.1 突破对现代生物技术的认知常识 事实上，对生物技术已经有约定俗成的解释。1982年，国际合作及发展组织将生物技术定义为[7]：生物技术是应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原理，依靠微生物、动物、植物体作为反应器，将物料进行加工以提供产品为社会服务的技术。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目前一致公认的现代生物技术[8-11]，是指人们用现代生物科学、工程学和其他基础学科的知识，按照预先的设计，对生物进行控制和改造或模拟生物及其功能，用来发展商业性加工、产品生产和社会服务的新兴技术领域，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胚胎工程、酶工程、蛋白质工程和发酵工程等。现阶段的生物技术大致可分为两大体系：一是生物的直接利用，即生物控制和改造技术；二是生物模拟技术。生物模拟技术包括生物机体和功能模拟技术，如用复合蛋白质构成的生物芯片，以及人工合成生物系统技术，如人造血液、人造细胞。1986年国家科委制定的《中国生物技术政策要点》明确指出，不能把传统农业和畜牧业都划入生物技术范畴。可见，生物技术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利用生物学的工程、技术、手段、方法、材料；二是对生物体（或者生物组织、细胞及其组分）的控制、改造或模拟，或是以生物体（微生物、动物、植物）作为反应器，对物料进行加工。这两个必备要素缺一不可。目前存在一种模糊认知，认为认识、模仿、保护、改良、杀伤、治疗、控制生物体或器官、组织、细胞的科技，即所有与生物有关、与人沾边的科技，都是生物科技，这显然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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